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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性•诗性•书写性——苗再新的水墨写实人物画

马鸿增


(一)


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上,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开拓与发展,建树了辉煌的艺术业绩。它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人物画远离时代、漠视生活、气息奄奄的局面,开创了关注现实人生、复兴优良传统、适度融入西法的新气象。在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前辈大师的带动与影响下,一批批后继者脱颕而出,苗再新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1953年苗再新出生于军人家庭,禀性嗜画,早年经历曲折,而后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天时、地利、人和,天赋、勤奋、学养等主客观条件的契合,几十年来创作成果辉煌。举其要者:1977年《祝酒歌》入选文革后首次全国美展;1985年油画《共和国旗手》获全国"卫士之光"美展银奖;1994年《师生》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1995年《高原之花》获全国青年国画大展一等奖;1999年《热血男儿》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2003年《天使在人间》获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银奖;2005年《儿女英雄》获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2009年《雪狼突击队》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金奖和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金奖;2011年大型组画《民族之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广受好评……诚如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所说:"苗再新的作品,立意深邃,气势恢宏,造型严谨,笔墨娴熟。他善于驾驭大幅主题性创作,其水墨写实人物画,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综观苗再新的作品,堪称奏响主旋律的主力,也堪称坚持多样化艺术创造的高手。他的水墨写实人物画,是在传统根基上的演化与创新,经得起用中国画传统价值观和民族审美观的标尺来衡量。我想将其主要特色概括为三点:文史性、诗性与书写性。


(二)


所谓文史性,是说苗再新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创作了一批具有历史厚度和人文精神内涵的优秀作品。中国人物画历来讲究"成教化,助人伦";"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苗再新自觉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精神,贴近时代,反思历史,关注民生,从题材的精心选择到构思的惨淡经营,从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到笔墨语言的反复锤炼,无不贯注着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新理解,对生命的新感悟。这不仅是作为军旅画家的职责意识,而且已然成为他主动的价值追求。比如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大地震发生后两三天,他就意识到这是国家重大事件,先后创作了感人至深的《生死挺进》、《危难时刻》、《生命的支撑》,真实而典型地绘写出大灾难中军民生死与共的大美精神,成为全国创作此类作品最早最多的画家之一。


苗再新的画,往往洋溢着史诗般的浩瀚情怀,展现出大江东去、铁板铜琶的阳刚之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形象塑造,始终坚持传统中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根本法则,以己之神,取人之神。大特写的《矿工》,不仅表现其劳累与艰辛,更通过面部表情,尤其是直射的目光,显示出坚韧和对未来的渴望与憧憬。刻画上百个藏民的《雪域子女》,无论男女老少,一人一形神,个个性格鲜明,共同构建出藏族同胞如青藏高原般刚毅、苍浑、厚朴的生命精神,渴求美好世界的无限执着与无比虔诚。这种历史感与震撼力,在浮光掠影者或猎奇者笔下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再如表现武警反恐精锐部队的《雪狼突击队》、表现保家卫国踊跃参军的《热血男儿》,都釆取了淡化情节、正面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这是给自己出难题,自我挑战,但都获得了成功,成为动人、撼人的时代力作。他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老舍、潘天寿等历史文化名人造像,每一幅都以精炼准确的造型,灵动洒脱的笔墨,通过主人公的形神动态与各自作品的自然组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气质、精神风采,令人产生那一特定历史情境的联想,从而对人生与艺术获得某种感悟。真正到位的传神写照,就应当不仅传写出人物的个性,而且应传写出其时代性和历史感。


(三)


所谓诗性,是说苗再新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情怀,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运用恰当的艺术语言来创造耐人寻味的意境,使作品更富艺术感染力。苏东坡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工、天然,都是对自然天成的真态、真情、真性之美的呼唤与追求。有人认为写实的作品必无诗性,这是一种审美偏见。其实"写实"一词,古义有二:一为倾吐真情实感,如曹操《让九锡表》:"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二为真实地描绘事物,如刘勰《文心雕龙》:"写实追虚,碑诔以立。"中国画传统中从未有过如同西画科学意义上的写实,而只是意象的形神兼备,本质上也是写意。再则诗性的表现形态是多样化的,史诗、叙事诗、田园诗、山水诗、风情诗等都是诗,均可写出佳诗。苗再新始终保持着发自内心的艺术激情,又有着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对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的研读,潜移默化地开启了他的诗悟与诗情;对音乐和围棋的热衷,触类旁通地启迪了他的诗韵与诗兴。


苗再新对少数民族题材情有独钟,绝非那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源于充满诗意的审美发现。在他笔下,藏族的"心灵之光"、保安族的"中流击水"、布朗族的"恋歌"、傣族的"丽人行"、哈萨克族的"姑娘追"……都恰似一首首令人魂牵梦绕的风情诗。即使在那些情思博大悲怆的作品中,他也能挖掘其中蕴含的诗意而予以精到的艺术表现。2003年"非典"病魔横行一时,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感动中国,也触发了苗再新的诗心。他创作的《天使在人间》,没有直接描绘医护人员如何治病救人,而是釆取象征性手法,绘写白衣天使们手持红烛,充满慈爱,画面散发着圣洁的光华,与背景红云融为一体,成为美与善的化身。这是写实与写意的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而这种结合和交融又是不雕不琢,有自然天成之妙。人们常说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而诗性正是写意精神的主要表现。


(四)


所谓书写性,是说苗再新人物画的笔墨语言传承了中国画以书写性为风骨的审美传统,适当融入西画造型手法,为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奉献。长期以来,如何更好地促进造型与笔墨的有机结合,是人物画家们着重探索实践的课题。中国书法与绘画同源同法,谢赫六法论所谓"骨法用笔",就是要求用笔造型必须充分传达出人物的精神气格,犹如骨法是人的生命气质的体现一样。历来有"工画者多善书","工笔如楷书,写意如草书"的说法,提倡"写"而反对"描"。从画史上看,就用笔与水墨美的创造而言,山水画、花鸟画远过于人物画。这就对人物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苗再新之所以能在人物画笔墨语言上有新的突破,正在于他修养全面。他能写一手好书法,以行草和隶书见长,既重法度,又见风神。他是中国书协的理事,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展并获全军二等奖。在绘画上,他兼长油画、水彩,又兼工水墨山水、花鸟、动物,运笔用墨变化多端。这从他人物画的背景处理中也能看出水平。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些笔墨技法"移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


在人物画创作中,苗再新常以骨法用笔的线条勾勒人物结构,发挥笔墨的轻重曲直、浓淡虚实等复杂变化,灵活取舍;再运用皴擦、渲染、点厾等技法,表现阴阳明暗。一般说来,面部五官细致刻画,笔法精微;服饰衣纹则率意挥写,笔墨酣畅,且能表现出不同的质感。当然,笔随心运,为了表现出不同人物的身份、气质、性格、神韵,他也时常变换手法。或干裂秋风,或润含春雨;或豪放浑厚,或婉约轻盈;或刚中寓柔,或柔中寓刚。娴熟而又善变的书写性笔墨掌控能力,保证了他无论画现代军人还是画古代文人,画少数民族还是画都市风情,都能得心应手,收放自如。用笔"写"出的旋律节奏之美,以及衍生出的笔墨(包含色彩)结构之美,是中国画形态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画种的根本所在。苗再新抓住了这一根本,因而能够一步步登上包括书写性在内的"写画"美学的堂奥。


我一向认为,"写画"体系是构成中国画民族特质的核心支柱。这一体系包含三大要素:客体形神的传写性、主体情思的写意性、本体语言的书写性,三要素互制互动。或许可以说,写画体系是一个以传写性为躯体,写意性为灵魂,书写性为风骨的生态体系。苗再新的水墨写实人物画,三性俱全。其文史性对应着传写性的力度,其诗性对应着写意性的深度。然而苗再新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将自己的画室取名为"淡味斋",是大有深义的。先哲说"大味必淡","大道低回"。淡,是一种自然天成、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也是一种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有此等胸襟见识,定能产生新的跨越,迈向人物画艺术的新高度。


2014年10月上旬于北京东城